第四百五十六章 中与西 (第2/3页)

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两年后又攻占广州，统一中国。

元朝时中国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右，南越海表”

《元-地理志》，称世界之最。

元朝广阔的疆域为其陆海交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

元朝时政府更是遣使屡次招谕海外诸番，随着航海的发展，元明时期官方与海外各国开始广泛贸易往来，此时，西方诸国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游世界，开始在海外寻觅新地，“而东西之接触，乃若电气之相引矣”。

柳治徵将元明时期作为近世文化史的开始。

他指出，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世、中世之区别有三。

一是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

二是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往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之历史。

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置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

三则是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

这三者之中，以海洋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欲知晚明以降西方宗教、学术输入之渐，当先观察元、明海上之交通焉。

由此，海上交通以及文化交流为东西方学术思想第二次碰接提供了平台。

像是129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奉库噶丁(Kogatin)公主之命东行至印度，经黑海，赴君士但丁，后返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又与叔父从陆路至元朝大都，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招待。

十七年后回国后马可波罗将其经历写成《马可波罗游记》，并激发了欧洲人东行考察中国开辟新航路的欲望。

当然，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还有待考证，只是想说明当时东西方交流的确很繁荣，不然也不会有这个故事。

包括后来到中国来的有葡萄亚王子亨利及约翰二世，以及荷兰人、英法等国，并且开辟了欧洲诸国在东亚的据点，东印度公司。

航海事业的发展使元朝时人们已经知道地球的形状，及至利玛窦等至中国传教，天文、历算、地理、格致诸学大兴，而且也输入了西方的科学方法，扭转了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之风。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西学输入主要集中在地舆学、天文学、军事、科学方面。

明朝时期政府极其重视翻译与外事活动，明代接待外宾并配有翻译人员的官方机构是鸿胪寺，设卿及在右卿、左右寺丞等大小官职，总领其译事活动。

永乐年间(1403—1424年)，复设会同馆于北京，安顿外来使节。

正统六年(1441年)定为南北二馆，后称“四夷馆”(即官方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培养口笔译人员，适应明政府对海外的诸蕃帮交往来。

明代翻译事业的发达，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通衢始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之潮。

柳治徵称“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

综观我国近代翻译史之进化。

可以看出西方科学技术之输入揭开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或者中国近代文化)之序幕。

西方宗教的输入也为中国近年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提供了另一新视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说，这是西大文明向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明朝到了中期以后，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民回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出现，手工业和制造业，也都比以前有新的进步，由于学术界的儒士们谨守孔子之训“君子不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轻视对实用技术的研究，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学术思想趋于衰微，相对于刚刚经历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革命的欧洲诸国明显落后，于是出现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渴求。

因此利代等，带来的西方之学术正好解此之渴。

而利玛窦的话，是意大利利马切拉塔城人，1568年入罗马学校，受宗教、数学、物理的教学，1571年成为耶酥会会士，立志赴东方传教，1582年来澳门学习汉语，取各利玛窦，字西泰。

次年，随罗明坚赴肇庆，并带来欧洲制造的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东西半球图等。

他感到要在中国传教，首先要得到皇帝的首肯，并得到上大夫阶层的合作。

他还将儒教的“仁”与义”与基督教的“泛爱”主义相结合，撰写《交友论》，因此赢得多位封建士大夫的信任。

他于1601年买通宦官马堂，到北京觐见神宗，并献上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主图像、珍珠镶嵌的十字架、三棱玻璃柱等贡品。

神宗大悦，“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

在明末学界上，兴起一反动之势力，革新之兴味，梁启超在《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者，日欧洲历算学之输入”。

另一方面，他还首创了中西结合翻译介绍西方科技文献的历史，并著《勾股义》、《圆容较义》、《测量法义》、《万国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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