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一章 市镇 (第2/3页)

不稳定性，其等级关系并不是一层不变的。

随着市镇社会经济的发展，一部分破产的手工业者或小商小贩沦为了雇佣劳动者，其地位由社会中层降为下层；也有一部分人从雇佣人员变为了小商小贩或作坊主，上升为社会的中层。

这个流动过程是双向的，也是持续进行的，而决定着这一社会地位变化的正是他们手中资产的变化。事实上，雇佣群体内部的等级关系与他们的财富拥有量有着密切的关联。

由此，随着雇佣群体活跃于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市镇的经济和社会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市镇商品经济开始向农村渗透，农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桑、棉等经济作物更加广泛种植，原本作为家庭副业的丝、棉纺织业逐渐成为农民的主业。

同时，市镇居民结构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市镇市民群体开始不断壮大；另一方面，雇佣群体的发展壮大使得市镇的社会矛盾也时有激化。

像是明万历年间，石门镇发生油坊工匠“纠党数十人，劫杨晨家，蹴其妇堕楼而死”的事件，一镇皆惊，“群起而缚之”

至康熙初年，枫泾镇的染、砑匠“扰害闾里，积愤不可遏”，当地居民“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杀，死者数百人”。

这些雇佣人员常常逞其拳勇，扰害闾里，给市镇社会治安带来了隐患。

同时，部分雇佣人员聚众赌博、嫖娼等，也给市镇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影响。

当然，这是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而咱们这部书讲的是宋朝年间的故事，所以回溯到宋朝年间的话，那时的江南市镇有时另一番风景了。

像是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主要包括江南东、西路和两浙东、西路，其范围约当今苏、皖南部、浙江省、江西省和上海市。

这一地区是当时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也是商业市镇十分兴盛的地带，无论是市镇的总体数量还是个体发展水平，抑或由此引发的农村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走在南方各地前列，从中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至于当时市镇的类型及其特点的话，怎么说呢，从从总体上来讲，宋代的市镇包括镇和草市两部分，前者是由军事据点转变而来的新兴经济中心地;后者是在乡村墟市基础上兴起的农村基层商业点。

在江南地区，据有的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先后兴起886个市镇，其中镇240个，草市646个。

这些市镇到南宋时普遍呈现出兴盛的景象，其发展形态也趋于多样化，具体可分为七种类型:

一是环城市镇，这类市镇主要分布于繁华都市的周边地带。

如都城临安四郊15里范围内有10多个规模不等的市镇;建康城近郊有近10个市镇;绍兴府城周围10多里地带有近20个草市;台州城附近有6个草市。

常州、苏州、饶州、镇江等城的郊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市镇。

一些规模较大的县级城市周围也兴起不少草市。

如平江府常熟县城周围“村市里分，连络四郊”，仅城南郊这就有5个草市。

环城市镇的兴起，实际上是城市突破城墙的限制，向周边乡村扩张的一种形式。

由于这类市镇与所在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城市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故其突出特点是工商业的异常兴盛。

如临安城郊的市镇，或“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或“商贾骈集，物货辐萃，公私出纳与城中相若，车驰彀击，无间昼夜”。

到南宋后期，仅浙江、龙山、北郭、江涨桥4个城郊市镇，年商税收入就高达26万多贯，是城内的1.7倍多。

江阴城澄江门外的江下市，“商船倭舶，岁常辐凑，驵侩翕集，故为市，亚于城闾”。

二是农业市镇，这类市镇多分布于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带。

其中，有的因地处产粮区而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粮食市场，如嘉兴府华亭县的魏塘镇、平江府常熟县的直塘市、吴县的横金市、建康府溧水县的孔镇、宁国府宣城县的水阳镇等都是较为典型的粮食市镇。

魏塘镇的年商税额高达3万贯以上，远远超过了当时一般县级城市的水平;直塘市商贾云集，有的米商“仓廪帑库所贮钱米万计”。

有的因地处经济作物生产区而发展成为相应的专业市场。

如温州的白沙镇是典型的林业市镇;绍兴府山阴县的梅市和项里市分别是以茨实和杨梅交易为特色的果品市场，“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

临江军新滏县的肖家峡市则是山区蔬菜市场，“趁墟人集春蔬好，桑菌竹萌烟蕨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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