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六章 市镇的发展 (第2/3页)

重的影响，采用他的观点，将江南定义为上述八府一州之地。

“市”是商品交易的场所。最早的市没有固定的位置，后常在居民点的井旁，故有“市井”之称。

人们在特定的地点按特定的时间相互交易，形成集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经营上的方便，市逐渐吸引到人口比较集中，又是奴隶主贵族居住的城中，并有固定的位置。

“镇”与“市”原本有严格的区别。

到宋代，镇才摆脱军事色彩，以贸易镇市出现于经济领域，随着经济的发展镇成为县治和农村集市之间的一级商业中心。

市，多是商贩和行商，商业规模较小；镇，则坐贾较多。

二者在工商业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同，因为镇的工商业较发达，在经济上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至为重要，因而设“官”以收税，设“将”以弹压。

所以有人说“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

“镇市”作为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新名词，正式出现于北宋的熙宁、元佑年间，到南宋以后常见于官方文书以及地方志中，成了一个专门用语。

宋代是一个市镇机能转变的过渡时代。

在宋代，由于城市中市坊制度的破坏，以及邻近乡村地区懋迁的方便，原有的定期市逐渐演变形成商业性的聚落，做为固定居处的市于是形成。

另一方面，原有以行政及军事机能为主的城镇，也逐渐蜕变转化为商业及贸易的重要据点。

这种商业化的趋势，直到明清时代，传统的市镇均脱离了它的原始含义，而以商业机能为标准。

这些市镇都是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经济繁华的中心地，是介于州县城与乡村之间的新兴小城镇。

在明清的方志中，其间的市镇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如弘治吴江县志谓“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

包括乾隆湖州府志也说“田野之聚落为村，津涂之凑集则为市为镇”，嘉靖仁和县志所载杭州附近各市镇则均“市镇”或“镇市”连名。

可见，明清时“市镇”或“镇市”已经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了。

虽然明清时代一般镇大于市，但也有不少是市大于镇，因此，到了清末时期，市镇的标准已经没法分判了。

但可以江南市镇的基础奠定于宋代，宋代的农业革命与商业革命，以及“苏湖熟，天下足”局面的出现，为江南市镇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不少江南市镇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

像乌墩镇（即乌镇）、梅溪镇、四安镇、南浔镇都是。

此外比较有名的震泽镇的前身震泽市就形成于宋代。

所以我们通观江南市镇的发展，可以发现明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宋代以来，直到十五世纪末（明成化、弘治年间），可以说是市镇的萌芽与形成时期。

明代的苏、松、杭、嘉、湖等府不仅是财赋重地，也是农工商各业发达的经济中心。

农家经营的商品化与市场化，需要有比集市更高层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这就给市镇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以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而论，在明代该地区市镇确实有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在明成化、弘治年间，出现的市镇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除了该区域的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苏松接近上海的沿海地区以外，近代市镇的基本规模和分布格局，可以说是在明代奠定的。

清代江南市镇继续发展，市镇作为江南地区最活力的经济中心地，作为全国多层次市场中的重要环节，伴随着康雍乾盛世的出现，进入了江南市镇发展史上的第二波高峰。

清末民初，是江南市镇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

明清江南市镇的繁荣表现在市镇数量的增加、市镇人口的大量增长、市上升为镇等方面。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三百年间，尤其是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清代，江南地区的市镇明显地有大量增加的趋势，尤其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江南市镇进入了一个快速成长的极盛时代。

台湾学者刘石吉做过统计，就以苏州府为例：在明初只有30个市，到正德时已经增加到45个市镇了，到清乾隆时增加到100个市镇，光绪时达到206个。

其它府的市镇也基本上都是这样呈增长趋势。

从明代前期开始，经明中后期到清前中期，江南诸多市镇都先后增长了数十户乃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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