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章 追根溯源 (第3/3页)

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着原始公社的不同生产方式”。

而中原王朝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高于周边少数民族，这就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生产、制度管理模式，但是为了维护统一和边疆稳定，又不能使少数民族脱离中央王朝的统治，于是羁縻制度应运而生。

统治者针对边疆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王朝腹地的不平衡性，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特殊民族政策，不变“其俗”，要“因俗而治”，不要求边疆地区在社会制度及政治体制上与中央王朝保持高度一致，而边疆少数民族则要承认中央王朝的统治并有一定的自治权，这样中央王朝可以达到对边疆地区形式上的控制，这种民族政策被称为“羁縻制”。

而羁縻思想源于先秦的“五服制度”，据《国语·周语上》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候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此“五服”就是少数民族或是各小邦国向中原王朝朝贡，表达臣服之意。

简而言之，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统治理念。

“五服制度”后演变成“六服制度”、“九服制度”，其内容本质没有变化，但对各服的贡奉规定也愈发详细，以期达到“近无不听，远无不服”的统治效果。

其次是从武力征服到“和亲”政策。

确实，大家都知道，两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的时期，唐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繁荣时期，而清初期的强大但难以阻止其作为封建王朝的衰落，与其相适应的“羁縻制”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进程，它形成于汉，完善于唐宋，衰于明清。

汉高祖刘邦经过 8 年战争于公元前 202 年统一了天下，他在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时，继承了要服荒服的思想，并且把这种思想具体措施化。

而整个汉朝与匈奴关系一直是民族关系的重点，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社稷，而汉代历朝君主也是把汉匈矛盾作为行政的重中之重。

而在其余边境，扶持或承认周边少数民族一个个的小政权，允许其自治，形成了一个个汉朝的属国，以达到对边疆的控制，维护边境安宁。

整个汉朝在处理与边疆民族关系、建立属国过程中，“恩抚”和“武征”这两种手段大体是交替进行的，并形成一套以“恩抚”“怀柔”为主的羁縻策略，本质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多民族统一的羁縻政策。

不过公元前 200 年，刘邦在于匈奴的战争中失败，使他不得不改变之前对匈奴“武征”的策略，而采取和亲的羁縻法，此后这种与匈奴缔结和亲换取边境安宁的羁縻法被后世君主所奉行，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文帝时与匈奴和亲，互相约定“匈奴无出塞，汉无出塞，犯金约者杀之”。

公元前 101 年，且鞮侯单于自称“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也”。

由此看见，这种以血缘为纽带来维系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策略是很有效果的。

在进行和亲的同时，汉朝不断的向匈奴传播物质文明、文化文明，进行经济渗透，潜移默化的改变匈奴人民的生活习惯，加强匈奴对汉朝的依附程度，以巩固汉匈之间的君臣关系。

《汉书·匈奴传》载呼韩邪单于在朝见汉天子后，汉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此后单于“复入朝”，不但“礼赐如初”，还要“加赐”，而且每次赐与的数额都不在少数。

起初，匈奴人“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但此后慢慢为匈奴人所接受并视为至宝，逐鞮单于更是曾上书曰：“所赐呼韩单于的竽、瑟、箜篌皆败”要求再赐。

并且汉朝还对附汉的匈奴给予武力支持，以镇压扰边滋事的匈奴分支，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

汉朝扶持呼韩邪单于对抗郅支单于，公元前 36 年，郅支单于被灭，帮助其重新统一了匈奴，公元前33 年呼韩邪单于来朝，表示“愿汉氏以自亲”，“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

元帝在诏书中说:“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

“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这样每代单于朝正月并遣子入市，对匈奴形成了有效的统治权。此后直到东汉灭亡，呼韩邪单于及其后裔，一直作为汉政权北面屏障，有效的防范其他部落南侵，对汉朝政权的稳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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