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欧洲第一恶棍：斯科尔兹内 (第3/3页)

这间浴室成了斯科尔兹内的专用品。

事实上这是希特勒的犒赏，因为斯科尔兹内确保了匈牙利继续留在轴心国集团中为德国卖命，其功劳是非同小可的。

格里芬行动1944年，随着盟军逼近德国边境，战势日渐对德国不利。

希特勒计划于12月发起阿登反击战，旨在切断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盟军联系，并夺取安特卫普港。

在这个计划中，希特勒一再强调占领默兹河桥梁的重要性，这些桥梁对包围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对各种方案的仔细分析，希特勒决定组建一支特殊部队——第150装甲旅，为其配备缴获的美国战车、武器和服装及相关证件，其任务是身穿盟军服装混入默兹河附近的盟军部队中，出其不意地夺占桥梁，并在敌军中制造混乱，为德军开辟一条到达胜利的道路，这一计划被称为

“格里芬行动”。在希特勒心中，最适合担任这个新部队的指挥官非斯科尔兹内莫属。

1944年10月22日，希特勒再次召见斯科尔兹内，将其晋升为上校，并向其简单介绍了情况。

事后，斯科尔兹内回忆道：“他（希特勒）告诉我已拥有的物资的数量，我记得他说我们将在阿登部署6,000门火炮，此外，德国空军将派出约2,000架飞机，其中包括许多新型喷气机。然后他告诉我，我的任务是率领一个装甲旅开往默兹河的桥梁，并完整无缺地占领它们。”斯科尔兹内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组建这支特殊部队，他立即投入工作。

10月26日，最初的筹建方案呈交给约德尔将军——需要3,300人，分为3个营。

他希望能够拥有150辆缴获的

“谢尔曼”坦克，32辆装甲车，近200辆卡车和150辆吉普，但理想与现实总是相距甚远——最后只获得了2辆

“谢尔曼”，2辆美国装甲车，不到100辆吉普和卡车，其余全是德国装备——5辆

“豹”式坦克，6辆装甲车，6辆装甲运兵车及5辆突击炮。这些战车全都涂上白星，伪装成美国装备，然而连斯科尔兹内自己也承认，这些伪美国装备只能

“在非常远的距离或者在晚上迷惑非常年轻的美国兵。”随后，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在所有陆军部队中招募志愿者参加一项秘密行动，要求报名者会讲英语。

在招募来的2,500名志愿者中,500人来自党卫军，800人来自空军，1200人来自陆军。

但最令斯科尔兹内难受的是，他发现这些志愿者中只有约400人会讲小学生式的英语，只有10人能够讲流利的美国俚语。

“其余的英语水平大都只是会讲‘Yes’和‘OK’”斯科尔兹内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们根本不可能欺骗美国人，甚至连聋子也骗不了。”单兵装备同样短缺，尽管德国战俘管理局局长接到命令为150装甲旅提供美军战俘的制服，但到11月中旬，150旅仍然缺少1,500个美式头盔，许多士兵只领到了夏季的美兵制服，上边还带着战俘标志。

志愿者们首先被集中于一个训练中心进行封闭式强化训练，首先强化英语口语，有的还被送到战俘营练习英语水平。

他们还要学习美军士兵的一些习惯，甚至说粗口时的腔调，嚼口香糖的动作，吊儿郎当的懒散站立姿势等。

其中最后一项任务最难训练，因为德国士兵在和上级说话时往往不自觉地并拢脚跟立正聆听，而在美军中上下级关系很散漫，这种习惯会要了他们的命。

此外这些还要学习驾驶美国车辆，使用美制武器等。训练的内容极其机密，据法国历史学家说，有一位参加训练的士兵因为违反了保密规定，在家信中描述了近况而被枪毙了。

斯科尔兹内从经过训练后的志愿者中挑出44名英语最流利的士兵，组成一支特殊突击队，作为第150旅主要部队的先头部队。

除斯科尔兹内外，第150装甲旅中没有人知道该旅的真正任务，甚至各营指挥官也不得其详。

队伍中开始出现关于作战目的各种传言，流传最广的是认为该旅的任务是绑架艾森豪威尔。

德方也不对这些传言进行解释或辟谣，目的是使盟军的情报机构无法了解其真实目的，不过战后斯科尔兹内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防止被己方误伤，150旅的士兵都戴着蓝色或粉红色的领巾，解开军服的第二个纽扣，手持发红光（晚上）或蓝光（白天）的手电筒。

车辆的保险杠特定位置画上白色的C、D、X、Y、Z等特定字母，坦克的后部则画上一个黄色三角形，或将炮塔转至9点钟方向。

不过这样一来，又增加了暴露身份的可能性，因为德军其他常规部队的士兵们自然也会被告知这些识别方法，毫无疑问盟军的情报人员也会通过审讯战俘获知这些情报。

照希特勒的计划，

“格里芬行动”分为两个部分，行动的第一部分是派出先遣突击队，他们在德军制服上再套上一件美军的野战夹克，乘坐美军吉普车，趁美军战线被突破的机会，分成小组赶在撤退中美军的前面渗透到其后方，摧毁燃料供应站、桥梁附近的弹药库，或渗透到盟军占领的地区执行侦察任务，并在盟军中散布假命令，使用一切手段制造混乱。

第二部分为第150装甲旅主部，他们将以美式伪装加入到美国的撤退中，然后长驱直入夺取默兹河上的桥梁。

“格里芬行动”行动的第一部分基本获得了成功。阿登反击战开始的前一天，斯科尔兹内派出了4个侦察突击队和2个破坏突击队。

至少有44名队员混入美军后方到处制造混乱，然后返回，有2名突击队员甚至驾驶吉普车沿默兹河往返一次。

这次行动在第一天只损失了8名士兵，其中3人因答不出口令被美军宪兵逮捕，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军人供应证、900美元、1000英镑（全是伪钞）、2支消音冲锋枪、2把自动手枪、1把德国手枪和6颗美军手榴弹。

12月16日，一个突击队在经过第32骑兵大队时候暴露了身份——他们的长统马靴引起了怀疑，在接受询问时自称是

“ECompany”（E连）的骑兵,而美军的骑兵单位不称为

“company”，而称为

“troop”。这件事证实事先无论怎样仔细准备和训练，有一些情况是无法事先预料并排练好的。

这个突击队的18名士兵被捕后全部被当作间谍处死。然而，

“格里芬行动”的第二部分计划却未能实施。第150装甲旅的主部队与参加反攻战的部队一起遭遇了严重的交通堵塞，直到反击开始2天后，即12月18日，党卫军第1装甲集群才抵达进攻出发点。

该集群提供给第150装甲旅的美国坦克和卡车的数量尚不及所需的零头，不足之数必须以伪装的德国车辆来充数。

而且德军在第150旅待命的地区又始终不曾有明确的突破，因此其推进时间一再拖延，斯科尔兹内最终不得不放弃了第二部分计划，并同意陆军第6装甲集群将其部队当作常规军使用,任务是保卫马尔梅迪（Malmedy）公路交汇处的安全,使得党卫军第1和第12装甲师可以继续移动。

在策划这次进攻时,斯科尔兹内并不知道原来只有一个盟军工兵团驻守着的马尔梅迪现在的兵力已多于一个师。

战后的一些报道对第150旅的战果情况极为夸大，将其描述为一支拥有无尽资源的战斗部队，实际上其装备根本不足，并且没有什么直接的战斗成果。

不过，

“格里芬行动”行动确实在盟军中引起了恐慌，几天之内，阿登战线上的盟军各部队均接到了关于

“穿着美国军服的德军”的报告，各种传言也在盟军中不胫而走，并且不断夸大，一时间盟军中几乎谈

“斯”色变，

“欧洲最危险的男人”成了盟军中谈论最多的话题。美国大兵每逢在路上互相遭遇时都会彼此怀疑对方是敌人。

各部队开始严格警戒，认真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任何官阶、证件和抗议都不能使旅行者在经过一个叉道时得以免受严格的查询。

除要求对方回答口令外，还会询问一些美国的风土人情，如橄榄球队的比分或棒球明星的名字等。

一旦认为回答可疑便立即扣押，结果却往往误抓己方。战后斯科尔兹内就遇到了几位曾被误抓的美军官兵，其中一名陆军上尉仅仅因为穿了

“可疑”的长统靴就被宪兵不由分说逮了起来。最后，甚至连美第12集团军司令布雷德利上将也亲身经历了这种怀疑一切的检查。

一次他乘坐一辆吉普车前去拜访赫吉斯中将，短短的旅途中遭到多次盘查，尽管他每次都表明身份，但各路口的哨兵仍不时问他一些有关美国的事情，回答稍有迟疑便会引来警觉的目光。

事后布雷德回忆说：“最初一位检查人员问我，伊利诺伊州的州府在哪儿，我回答说是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伊利诺伊州首府），没想到他‘纠正’我说应该是芝加哥。还有一个岗哨的士兵问我电影明星蓓蒂·格拉伯（美兵的偶像）的现任丈夫是谁？我立即回答说是哈里·詹姆斯，结果令他们颇为满意。”布雷德利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约有五十万的美国兵，互相见面时简直如猫见了耗子一般，大眼瞪着小眼，互相怀疑着对方。”根据被俘突击队员的

“交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安全成了盟军最担心的问题，盟军司令部里也一度人心惶惶，甚至草木皆兵。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说：“一名激动不已的上校坚持认为杀害我的计划千真万确，甚至还说出了这个计划的细节。他的结论得到了保安参谋们的支持……保安军官们如此紧张，立刻把司令部布置成要塞一样，到处都张满了铁丝网，甚至停放了数辆坦克，卫兵也增加到平时的两倍、三倍、四倍……一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各办公室就会立即紧张起来。我频频接到各界的电话，询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安在……”最后不厌其烦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离开当时居住的、离盟军最高司令部不远的别墅（因为几年前这里曾是龙德斯泰德元帅的司令部，德军对这栋建筑的一砖一瓦都了如指掌），转移到凡尔赛附近，出入总有一个中队的卫兵跟随，活动范围也受到限制。

这种形同软禁的状况持续了数周时间，令他大为头痛和不耐烦。入狱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

此时斯科尔兹内仍在山间小屋里平安地过日子，直到有一天山谷间的农民来报告说美军正在全力搜捕他，斯科尔兹内才下决心向美军投降。

他给附近的美军指挥官写了一封信，让这位农民带去，然而这信却如泥牛入海，几天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结果仍是毫无动静，讽刺的是此时美军仍在通过电台和报纸在全欧洲通缉他。

最后斯科尔兹内决定带着拉德尔和另外两名手下下山投降。然而即使向美军投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们到了萨尔茨堡的美军司令部，向一名上士说出了自己的身份，这位上士却说不曾听到过有关斯科尔兹内来投降时如何处置的指示，于是又派人驱车带他们前往师部。

路上开车的美军士兵得知他的大名后竟然说：“如果你真的是斯科尔兹内的话，就痛快的喝一顿吧！因为今晚你可能就上绞架了！”在第42师的司令部，没人对斯科尔兹内一行表示出有兴趣的样子，还让他们靠边站。

然而在他们的身份被核实后情况就不同了，斯科尔兹内回忆道：“一下子从房间的四个房门里出来四个士兵，都把手里的冲锋枪对准了我。”在美军司令部里，斯科尔兹内先被搜身检查毒药，然后反绑着双手牵到了记者招待会上。

他的投降成了当天最轰动的新闻。审判1947年8月18日，已在战俘营中度过了2年时光的斯科尔兹内与其他10名党卫军战犯一起被带到达豪接受审判。

美军军事法庭对斯科尔兹内的指控主要有两点：1、指使第150装甲旅的士兵伪装成美军，使用美军的旗帜、徽章和制服，混入盟军队伍中制造混乱，这违反了国际法中关于

“在实际交战中，交战双方必须明确身份”的原则；2、企图谋杀艾森豪威尔。

斯科尔兹内的辩护律师罗伯特·达斯多则强调，第150旅的士兵们只是在夜幕中前往目标的过程中身穿美军制服，而一旦被发现，他们立即脱掉美国军服，恢复德军装扮。

而关于在实际战斗中使用敌方制服方面，当时的相关法律中的规定并不明确。

达斯多认为，国际法中并没有明确禁止使用敌方军服，而只是强调

“禁止不恰当地使用”，因此，相关规则应理解为：“士兵在偷偷潜入敌方侦察或为保护自身不受伤害时，可以穿着敌方军服，但在实际交战时，必须穿戴与敌人有明显区别的服装或徽章。”负责审判的美陆军上校罗森福尔德却不赞同达斯多的辩护理由，认为其士兵在被敌人发现后，在向对方开枪前脱下伪装的行为毫无意义，因为对方已经被欺骗，在战斗中已处于不公平的弱势。

但达斯多辩护说，盟军在战争中也会采用这种方式执行一些任务，并且请到了英国空军传奇性的特种部队指挥官福雷斯特·托马斯中校作证，证实他们为营救被德军关押的战友，也曾让部下带着武器、身穿德军制服、用伪造的德军证件到德军监狱里活动，并承认，若暴露身份或感到有危险，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托马斯的证词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斯科尔兹内的这项控罪撤销。对他的第2项控罪也因证据不足而撤销。

然而，宣布无罪后的斯科尔兹内并没有获释，不久之后，他被送到德国中部达姆施塔特的

“非纳粹化”战俘营。其间盟军有6次准备将他释放，但都因政治原因或者官僚文牍而拖延了。

斯科尔兹内此时已经熬不下去了，他写信给托马斯上校征求意见，后者的回答只有两个字：“逃跑！”。

逃亡1948年7月27日，斯科尔兹内再次发挥了特种兵的才能，躲进一辆货车里逃出了战俘营。

货车在离达姆施塔特16公里的森林中停了下来，那里有人拿着衣箱等着他的到来。

斯科尔兹内迅速换上平民服装，搭乘货车前往斯图加特。第二天他来到了贝希特斯加登，并在那里隐藏起来。

其间他曾写信给西德政府征求意见，西德政府非正式地统治他隐藏起来，不要随意露面。

为逃避盟国和犹太人的追踪，他隐姓埋名，还把棕红色的头发染成了黄色。

东躲西藏了18个月后，斯科尔兹内手拿罗马教廷签发的

“难民”护照来到西班牙，在那里得到了独裁者佛朗哥将军的庇护，获得了西班牙护照，并恢复了其战前的身份——工程师。

他向朋友借了一笔金钱，开设了一家工业技术公司，在1952年成交了一笔当时西班牙最大的买卖，将价值500万美元的铁路车辆和工具卖给西班牙。

同是在1952年，联邦德国政府终于宣布斯科尔兹内并未犯下战争罪，他终于可以在各国间游走。

此后斯科尔兹内曾以顾问的身份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工作，随后又来到阿根廷，与庇隆总统关系密切。

他帮助庇隆组建了南美最凶残的秘密警察力量，还担任庇隆夫人的贴身保镖，至少挫败了一次暗杀阴谋。

当然，他也因此获得了回报——庇隆夫人从其名下基金会（极有可能是鲍曼自德国转移出的纳粹财富）的财产中划拨了一部分给斯科尔兹内。

此外，他还致力于帮助尚在狱中的前纳粹军官们获释或逃跑，其中最知名的有派珀（JoachimPeiper）、塞普·迪特里希（SeppDietrich）和迈耶（Kurt

“Panze”Meyer）。曾有报道称斯科尔兹内手中握有丘吉尔与墨索里尼在整个战争期间一些秘密谈判的证据或文件，他曾威胁丘吉尔，如果不释放这些战俘，他将把证据公诸于世。

在斯科尔兹内的帮助下，有超过500名纳粹军官经西班牙逃往南美。

此后关于斯科尔兹内的流言继续满天飞。有消息称苏伊士战争期间他曾经训练埃及蛙人去炸英法的军舰；有人说他接受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1961年叙利亚，1971年重新恢复

“埃及”旧名）的委托，以50万英镑的代价绑架摩洛哥国王；还有传言称，斯科尔兹内于1952年利用所谓的

“敖得萨组织”（ODESSA，意为

“前党卫军成员组织”，实际名称为DieSpinne）基金，在南美洲重新建立了纳粹组织；还有人说他曾在60年代帮助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行动，但这些事情都无法得到证实。

逝世在阿根廷盘垣数年后，斯科尔兹内又回到西班牙，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1970年10月，斯科尔兹内在汉堡大学附属医院接受了脊椎外科手术，摘除肿瘤，从此腰部以下瘫痪。

1975年7月5日，

“欧洲最危险的男人”斯科尔兹内卒于马德里，终年67岁。按照他的遗愿，斯科尔兹内被埋葬在维也纳的多布林格公墓，长伴于其母亲身侧。

————————————————————————————————————————————————————————————————————————————————————————————————————————马吉诺城城主府内李峰看着眼前这些关于这位在二战期间曾经把整个盟军都搞成一团的大名鼎鼎的

“欧洲第一恶棍”奥托·斯科尔兹内的档案以及资料。

“原来德国的第一支特种部队也是属于党卫军编制的啊！那太好了，这一下子就有四大帝国受的了。”李峰心中此时无比邪恶的想到，当然打这之后，四大帝国一直都是被整的处于要死要活的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