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华夷之辨 (第2/3页)

家利益时，即朝廷为国家蟊贼之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不能统一了，就像满清朝廷，爱国志士应该推翻之。弊端之二是，因为国人不知有国，故国人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之为己累，而逃亡也。无近代国家思想的民众，就仅将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资格上，我们观泰西各国，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因此，中国要强盛，它的国民必须要有国家思想，人民必须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

袁世凯这时站起来，笑着说：“俺听梁总长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倒是跟总统当年教诲俺们新军爱国不等于爱满清朝廷意思差不多。”

李经述笑着说：“是有**分相似。不过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孟子早就说过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朝廷和政府就是舟楫，老百姓不满意了，可以覆舟啊。所以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能像过去的皇帝一样，认为朕即国家，我们当政者要有危机感。”

这时，参议院议长容闳站起来说：“我同意中国人民需要现代国家的观念。但泰西之国家，是由个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梁总长说的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会有损于个人之自由。”

梁启超反驳说：“现在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国家与国家正在竞争，身处这一时代的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国家。今日中国遇到的泰西各国，与古代的帝国不同，昔日亚历山大查里曼拿破仑等，虽然也是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诸国。但那时，他们都是出自个人的野心，那时被侵略国恃一二英雄就可以与之匹敌。今天则不一样了，侵略者表现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对付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铸造此等意义上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李经述想了想，站起来说：“容议长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国家不能过分限制个人之自由。但我觉得，梁总长的话也有道理，现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中国得抓紧时间制定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未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如今国土广袤，民族主义之国策，还是需要的。”

内阁总理盛宣怀站起来说：“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执政以来，鼓励民族商业的自由发展，才有今日中国经济之成就，如今，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再实施两个五年计划，经济总量肯定能超过德国。”

“这里面有盛总理的功劳”李经述说，他刚松了一口气，容闳和梁启超又吵了起来，因为梁启超接着说：“立国的基础，就是要尊孔，在于发扬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径，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长期积淀的民族道德伦理教条。中国正处于一个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如果此时将西方的民权和宪政制度强行搬到中国并加以实行的话，必然会落空。”

这话让容闳大吃一惊，他觉得梁启超是在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来大声疾呼：“中国传统的那种女人裹小脚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国断然难以实现工业化。”

梁启超摇摇头，解释说：“我并不是认为道德伦理是不可改变的，我的意思是将传统道德伦理看作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站在社会大众的水平上来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家只谈论民众应该如何。凡一个社会，必有其公认之道德信条，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熏染，深入手人人之脑海而与之俱化。如是，然后分子与分子之间，连锁巩固，而社会之生命，得以永续，一旧信条失其效力，而别有一新信条与之代兴，则社会现象生一大变化焉。若新信条涵养未熟广被未周，而旧信条先已破弃，则社会泯棼之象立见。也就是说，当一种早已根深蒂固的伦理信条，受到新的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溃的。但是这应当是一个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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